“花儿”到底是指“河州花儿”还是“河湟花儿”?一些外地的学者、特别是外国学者对此认识比较模糊。
“花儿”从大的类型上来说,分为“河州花儿”和“洮岷花儿”两类。“洮岷花儿”只流行于甘肃省内的洮河流域和岷江流域,即现在的临潭(古称洮州)、临洮、康乐、岷县(古称岷州)、渭源、宕昌一带的藏汉群众中。这种“花儿”只有三四个曲令,从句式、音调和唱法来说,完全不同于“河州花儿”,比较独立,称谓也清楚。而“河州花儿”则广泛流行于甘肃、青海、宁夏、新疆、陕西等5省区,传唱于汉、回、羌、藏、土、撒拉、东乡、保安、裕固、蒙古等10个民族中,流行地域广大,传唱人数众多,曲令有三四百个影响深远,对其文化形态的认识和称谓的见解较为复杂。
关于“花儿”,通常指的是“河州花儿”。我经常从“河州花儿”的源流、称谓和分类三个方面给予解释,反复说明“河州花儿”之名是其固有的,反映“花儿”本质特征的一个名称,应该维护坚持;而“河湟花儿”这个名称,虽然新鲜,但很陌生,并且不能够体现“花儿”的历史文化意义,以此作“河州花儿”的替代名称很不妥当。
“河州花儿”的源流
“河州花儿”的源,是其发源之地;“河州花儿”的流,是其流传之处。
过去人们常说,到了西安嫑唱乱弹(指秦腔),到了河州嫑唱少年(指“河州花儿”)。这是民间自古以来对“河州花儿”根源的认识。明代建文年间,被谪放河州的大学士谢缙《寓河州》诗:“春风一夜冰桥折,霹雳声如百面雷。亦有渔人捕鱼者,短歌微送月明回。”其中的“短歌”即指“河州花儿”。明代天顺年间的兵部尚书、河州人王竑《柳岸薰风》诗:“堤边杨柳郁如林,日日南风送好音。长养屡消三伏暑,吟歌曾入五弦琴。树头散却清晨雾,溪畔摇开白昼阴。野老约来同憩此,任他炎热不能侵。”其中,诗人听到的“好音”,也指“河州花儿”。明代成化年间曾任河州儒学教授的高弘《古鄯行吟》诗:“青柳垂丝夹野塘,农夫村女锄田忙。轻鞭一挥芳径去,漫闻花儿断续长。”其中提到的“花儿”,亦指“河州花儿”。这是古代人对“河州花儿”根源的认识和记载。近现代人的研究文章记载的“花儿”名也是“河州花儿”。第一次在报刊上介绍“花儿”的著名地质学家袁复礼,1925年发表在《北大歌谣》上的《甘肃的歌谣——话儿》一文,介绍的“花儿”是“河州花儿”。“花儿”研究的先驱者牙含章于1936年发表于《甘肃民国日报》的文章《花儿再序》中,指出流行于河州及周边地区的“花儿”为“河州花儿”。“花儿”研究的开拓者张亚雄于1940年编著出版的《花儿集》中指出:“用宾词在前的倒装河州语”唱的“花儿”是“河州花儿”。
产生“河州花儿”的古河州,不等于现在的临夏回族自治州,而是在一个更广大的范围内。公元345年,前凉政权分凉州置河州时,其辖境大致相当于现在甘肃境内的黄河大营川以西,乌鞘岭以南,西倾山以北,及青海民和县以东的地区。包括今甘肃南部和青海东南部。这个地区,处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,是山峦和谷地的相间区域,是牧业和农业的交错之处。古河州在秦汉之前,为氐羌民族的故乡,秦汉以后成为秦汉王朝抵御匈奴的前沿地区。中央政权为了防边拓边的需要,大量汉人被征迁于其中。南北朝时期,原居辽东一带的鲜卑族大量内徙,他们在这里建立过西秦政权、吐谷浑政权。唐代中后期至宋代,吐蕃王朝及其后裔在这里维持了五六百年的统治。元代以后,回族、撒拉族、东乡族、保安族陆续进入此地,这个地区成为中国最早形成,且持续时间最长的多民族杂居区,汉族文化、羌族文化、匈奴文化、鲜卑族文化、吐蕃文化等多民族文化在这里交相辉映,形成并发展了这种具有多民族文化色彩的,内容、曲调都极其丰富的,具有独特的高原风格和浓郁的乡土气息的民歌——“河州花儿”。
“河州花儿”洋溢着生命的激情,成为河州人的精神乐园。河州人走到哪里,就把“花儿”带到哪里。“河州花儿”以极其优美、婉转、苍凉,并略带忧伤的乐音沿着河流、山路、古道传向四方。
“河州花儿”的称谓
“河州花儿”的称谓,有一个文化的变化过程。
旧时代,因为它是情歌,只能在野外唱,山间唱,路上唱,所以被称作“大山歌”“野曲”。但它的更原始的名称是“阿哥的肉”,来自“花儿”的衬句。“阿哥的肉”是男人指所爱的女人。为求文雅,人们便以比喻女人的美词“花儿”作了这种山歌的名称。张亚雄对此有一个经典说法:“‘花儿’多言情,以‘花儿’比所爱的女人,遂以‘花儿’名歌曲。”由于这种山歌产生于古河州,并用特殊的河州方言演唱,所唱的曲调称作“河州令”,人们便习惯地称之为“河州花儿”,并且一直沿袭下来,流传至今。
上世纪80年代初,有学者提出一个新的“花儿”名称“河湟花儿”,建议用这个新名称替代“河州花儿”的传统名称。这个意见提出伊始,即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和反对。虽然这些人有不同意见,但由于这个名称是专家教授提出来的,“权威效应”发挥作用,在社会上产生了重要影响。特别是一些国家级期刊和图书,如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文学卷和音乐卷,在介绍“花儿”词条中采用了“河湟花儿”的名称之后,国内外的一些报纸杂志在介绍“河州花儿”的时候,开始采用“河湟花儿”之名。这样,赞成“花儿”改名的人采用“河湟花儿”这个新名称;反对改名的人仍使用“河州花儿”的传统之名。由此,在新闻媒体、大学课堂和有关民歌著作中表现出“花儿”称谓的混乱局面。
只要我们认真、深入地了解和客观、求实地分析“花儿”形成的自然地理环境、历史文化传统和漫长的流传实际,就容易得出这样一个客观结论:“河州花儿”这个传统的,固有的称谓,不可以被“河湟花儿”名称所替代。
“河州花儿”的历史称谓,具有它特定的文化含义。第一,它代表着这种民歌形成的地理、人文、语言环境特征。“河州花儿”长期流行于黄河上游的渭水、洮水、漓水(大夏河)、夏水(广通河)、湟水、浩门水流域的广大地区。秦汉以来,土著民族与迁徙民族在这里相间而居,各民族文化在这里相互交流、融合,形成了这种具有高原风格的民歌,有着深厚的多民族文化特征。第二,它代表着这种民歌的文学特征。“河州花儿”与其他任何民歌的最大区别和显著特点是一三句单字结尾、二四句双字结尾的特殊句式,这是这朵奇葩的“奇”之所在。形成这种独特句式的根本原因是由演唱“花儿”的宾语在前、主谓语在后的特殊倒装语序的河州方言决定的。第三,河州方言特殊的逗顿节奏、皱折起伏的音韵语调和镶嵌其中的“们、哈、了、吧”等语助虚词,作“河州花儿”的衬词、衬句,形成“河州花儿”特有的音乐特征。第四,“河州花 儿”的众多曲令是由《河州令》的基础曲调繁衍发展而来的,这也是称之为“河州花儿”的一个重要原因。最后,“河州花儿”是历史上的固有名称,已经成为这种山歌的文化标志,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,这是坚守该名称的要义所在。
而“河湟花儿”之名,并不具备“河州花儿”之名那样的文化标志意义。第一,有人认为“河湟”是指黄河、湟水流域,这是不对的。“黄河”与“湟水”是不能并列的。“河州花儿”并不流行于黄河全流域,而只流行于其上游;而湟水则是黄河上游六个主要分支的其中之一。“河湟”的正确定义,是指黄河与湟水相间之地,大致为湟中、西宁一带。汉宣帝神爵元年(公元前61年),汉大将军赵充国平定羌人叛乱,实行罢兵屯田的“河湟漕谷”,其范围在临羌(今青海湟中通海乡)至湟峡(今西宁以东的大峡、小峡)一带。唐代“河湟地”泛指吐蕃占领区,包括甘肃河西一带至青海西海(今青海湖)以南广大地区。唐代边塞诗中的“河湟”即指吐蕃辖地。清代“河湟”则指西宁。清代学者龚景瀚编《循化志》引《文献通考》文曰:“河湟入东壁三度,按河水之北,湟水之南,谓之河湟地。今西宁所属是也。循化,河州俱在河南,非河湟也。”显然,从地理概念上,“河湟花儿”之名确不能代表“花儿”之实。第二,湟水流域系为黄河上游六个主要支流流域的其中之一,这里流行的“花儿”在“河州花儿”的范围之内,以“河湟花儿”之名替代“河州花儿”之名,以小盖大,有失偏颇。第三,“花儿”所蕴涵的文化意义和文学性、音乐格律来说,“河湟花儿”之名无法代替“河州花儿”之名。第四,“花儿”从音乐上来说,是诸《河州令》的繁衍和发展,世上无所谓“河湟令”,故“河湟花儿”之名显系无本之木,无源之水。第五,“河州花儿”之名沿袭已久,“河湟花儿”之名起于上世纪80年代,新不掩旧。鉴此,“河湟花儿”无法也不可能代替“河州花儿”传统称谓。“河湟花儿”之名不是不可用,但它仅指西宁一带的“河州花儿”(西宁地区的“花儿”句式同“河州花儿”,其曲调有所不同)。
“河州花儿”的分类
历史上,“河州花儿”根据流行地域,分作南乡派(包括今和政、康乐、广河、临洮)、东乡派(今东乡族自治县)、北乡派(今永靖、民和)、西乡派(临夏、积石山,俗称小西乡;循化、化隆、同仁、贵德、大通等,俗称大西乡)。到上世纪20年代末,甘青宁分省后,才开始出现甘肃“花儿”、青海“花儿”、宁夏“花儿”的提法。新中国成立后,又出现了回族“花儿”、汉族“花儿”、撒拉族“花儿”、保安族“花儿”、东乡族“花儿”、土族“花儿”、裕固族“花儿”、藏族“花儿”的提法。
上述“花儿”的种类,实际上就是一种,即一三句单字结尾、二四句双字结尾的“河州花儿”这一类型。以地方命名的“××花儿”,即是某某地方流行的“河州花儿”;以民族命名的“××花儿”,即是某某民族中流行的“河州花儿”而已。“河州花儿”是歌唱的艺术,它不是以地方或民族的物化形式向外输送,而是以乐音,式者说以曲令的形式向外传播。根据“河州花儿”流行和传播的这一特点,“河州花儿”应该有新的分类方法。以不同的曲令名称来区别其不同的类型,即“曲令分类法”,是比较好的分类方法。实际上,中国民歌大典《中国民歌集成》甘肃、青海、宁夏、新疆、陕西各卷,以及陈元龙策划、王沛主编的《中国花儿曲令全集》,马少青主编、郭正清编著的《河州花儿》等著作,对编入的“河州花儿”都以地名令、族名令、花名令、人名令、衬名令、曲名令、职名令相分类。实践证明,这是一种科学的分类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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